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许多作品中对心灵术以及灵界通信等现象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开始创作的《青的海黑的海》、《白色满月》、《慰灵歌》以及多篇掌上小说中都大量存在着与冥界的交流。无论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川端都经常引用佛典或展现轮回转生。著名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就多处谈到禅僧的法事与言论，作为一篇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如此大谈佛事，几乎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昭和七年创作的《抒情歌》是更为典型的一例，它以一个遭到遗弃的女人的口吻，对已故的恋人诉说着自己深沉的爱。作品中作为生者的“我”与作为死者的“你”跨越了时空和生死的阻隔，应证着他们相爱的证据，通篇充满了奇异而神秘的心灵感应。最后，“我”听到了“你”从天国表白爱意的声音，祈盼着彼此都转生为红梅或夹竹桃，让蝴蝶来为二人沟通。
应当说，川端在心灵术方面的启蒙老师是好友今东光的父亲今武平。今武平是日本邮船欧洲航线的船长，曾在印度学习神智学。少年时代的川端在频繁出入今东光家的那段时间，经常静静地在饭桌前听今武平讲述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他深深地陶醉于这种神秘而奇异的氛围。今武平讲述的故事成为《抒情歌》中登场人物施行降灵术等场景的根基。有时，今家还邀请一些僧客，这些僧客也同今武平一样有满腹奇异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深深地印在了川端的脑海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带来的世界规模的屠杀和死亡使得心灵学日趋流行。加缪·福拉马利欧的《通向未知世界》、《死及其神秘性》等书陆续被译成日文。在这种背景下，今武平成立了“神智学协会东京大乘支部”，那时正是川端结识今东光之前不久。在今武平的这个神智学会，云集了来自欧洲、中国、朝鲜等不同国家以及音乐、绘画等不同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川端自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不少与神智学有关的知识，感受了浓郁、玄妙的心灵术的气氛，对远距离透视、预见未来以及其他神秘现象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更促使他去寻找一些心灵学方面的书籍来阅读。《白色的满月》中对“电光的不可思议的恶作剧”的描写，就是引自福拉马利欧的心灵学译本。川端的《抒情歌》等清晰描绘心灵现象的作品，正是集中在大正末期到昭和八、九年今武平去世的这十年间。昭和十年（1935年）川端开始连载《雪国》，以此为界结束了这一创作时期，那时正是今武平去世前一年。当然，多年相依为命的祖父对卜学和风水相术的倾心也给川端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川端从降临人世就开始经历与双亲、外祖母、姐姐及其他亲人的死别。长久以来对生与死的刻骨铭心的感悟和体会，在青年时代终于找到了归宿，汇入了心灵学说和生死轮回的大河。在心灵学者们那里，此在世界的灵魂和彼岸世界的灵魂，为了消除“死亡能分隔人类”这一传统观念，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桥铺路，以求为现实世界抹除死别的悲伤和怅然。而轮回转世则使人们可以在禽兽草木之中寻到死者的亡灵和生者的生命，可以使生者触摸到死者的存在。灵魂不灭的思想中渗透着对故人的爱的依恋和对现世的生命的执着。因此，轮回转生学说被川端视为“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中最美好的东西”。死亡是佛教中的关键词，也是川端从《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情死》到《禽兽》、《总有花落时》、《临终的眼》等一系列作品的凝聚点，更是他在七十余年的生涯中所做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努力和尝试。
《抒情歌》通过同死者的灵魂对话的形式展现了佛教的教典，并以川端本人的理解诠释了轮回转生学说。他在文中三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佛典所阐述的前世和来世的幻想曲，是无与伦比的难得的抒情诗”；“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的了。这是人类创造的最美的爱的抒情诗。”
川端在《文学自叙传》中这样总结佛典对他的意义：
我认为东方的古典、特别是佛教文学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我不把佛典作为宗教的训诫来读，而是作为文学的幻想来尊崇。
众所周知，日本是崇尚佛教的国度。在进入近代以后，这个东洋岛国对印度佛教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包括对佛教的起源和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教理和历史的研究。佛教的轮回转生思想，通过日本人对于灵魂的独特感悟，以更加柔和的方式存在于大和民族的信念之中。幼年的体验和青年的经历，使川端的内心深处对待死者以及他们所存在的国度，在满怀恐惧的同时，又充满了眷恋。正是这种感情，使川端在年轻时代就写出了《参加葬礼的名人》这样的作品。
从战前开始，川端作品中的“孤儿情结”大抵已成定论，然而如果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不难发现，与死者的不可思议的联系自始至终在川端的各类作品中回旋着。川端所渲染的死亡的色彩有别于其他作家，他笔下的死亡与佛教的世界观存在着十分密切而又引人注目的联系。他描绘的死亡是安然、宁静的。因此他能够经常以娓娓而谈的方式同另一世界的人会心地交流，就仿佛是面对面地同一个可触可感的人促膝谈心，《致父母的信》就是川端对已入冥界的“似有似无”的父母倾诉衷肠的声音。川端的作品中，作为人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同死亡的靠近。他会忘了一首诗的作者和诗名，却能记住诗的内容是歌唱死者的。川端的代表作《雪国》、《禽兽》、《山音》、《千羽鹤》、《睡美人》中都隐藏着生与死的微妙的接合点。
尽管川端并没有暴露、张扬地展示与灵界的沟通，但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生与死的关联直到晚年依然在不停地鸣响，如同一种低音的基调。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股涌动于川端文学底层的暗流。灵知学和生死轮回思想造就了川端的神秘，也成为他往来于佛国与凡界的通道。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许多作品中对心灵术以及灵界通信等现象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开始创作的《青的海黑的海》、《白色满月》、《慰灵歌》以及多篇掌上小说中都大量存在着与冥界的交流。无论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川端都经常引用佛典或展现轮回转生。著名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就多处谈到禅僧的法事与言论，作为一篇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如此大谈佛事，几乎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昭和七年创作的《抒情歌》是更为典型的一例，它以一个遭到遗弃的女人的口吻，对已故的恋人诉说着自己深沉的爱。作品中作为生者的“我”与作为死者的“你”跨越了时空和生死的阻隔，应证着他们相爱的证据，通篇充满了奇异而神秘的心灵感应。最后，“我”听到了“你”从天国表白爱意的声音，祈盼着彼此都转生为红梅或夹竹桃，让蝴蝶来为二人沟通。
应当说，川端在心灵术方面的启蒙老师是好友今东光的父亲今武平。今武平是日本邮船欧洲航线的船长，曾在印度学习神智学。少年时代的川端在频繁出入今东光家的那段时间，经常静静地在饭桌前听今武平讲述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他深深地陶醉于这种神秘而奇异的氛围。今武平讲述的故事成为《抒情歌》中登场人物施行降灵术等场景的根基。有时，今家还邀请一些僧客，这些僧客也同今武平一样有满腹奇异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深深地印在了川端的脑海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带来的世界规模的屠杀和死亡使得心灵学日趋流行。加缪·福拉马利欧的《通向未知世界》、《死及其神秘性》等书陆续被译成日文。在这种背景下，今武平成立了“神智学协会东京大乘支部”，那时正是川端结识今东光之前不久。在今武平的这个神智学会，云集了来自欧洲、中国、朝鲜等不同国家以及音乐、绘画等不同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川端自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不少与神智学有关的知识，感受了浓郁、玄妙的心灵术的气氛，对远距离透视、预见未来以及其他神秘现象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更促使他去寻找一些心灵学方面的书籍来阅读。《白色的满月》中对“电光的不可思议的恶作剧”的描写，就是引自福拉马利欧的心灵学译本。川端的《抒情歌》等清晰描绘心灵现象的作品，正是集中在大正末期到昭和八、九年今武平去世的这十年间。昭和十年（1935年）川端开始连载《雪国》，以此为界结束了这一创作时期，那时正是今武平去世前一年。当然，多年相依为命的祖父对卜学和风水相术的倾心也给川端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川端从降临人世就开始经历与双亲、外祖母、姐姐及其他亲人的死别。长久以来对生与死的刻骨铭心的感悟和体会，在青年时代终于找到了归宿，汇入了心灵学说和生死轮回的大河。在心灵学者们那里，此在世界的灵魂和彼岸世界的灵魂，为了消除“死亡能分隔人类”这一传统观念，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桥铺路，以求为现实世界抹除死别的悲伤和怅然。而轮回转世则使人们可以在禽兽草木之中寻到死者的亡灵和生者的生命，可以使生者触摸到死者的存在。灵魂不灭的思想中渗透着对故人的爱的依恋和对现世的生命的执着。因此，轮回转生学说被川端视为“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中最美好的东西”。死亡是佛教中的关键词，也是川端从《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情死》到《禽兽》、《总有花落时》、《临终的眼》等一系列作品的凝聚点，更是他在七十余年的生涯中所做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努力和尝试。
《抒情歌》通过同死者的灵魂对话的形式展现了佛教的教典，并以川端本人的理解诠释了轮回转生学说。他在文中三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佛典所阐述的前世和来世的幻想曲，是无与伦比的难得的抒情诗”；“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的了。这是人类创造的最美的爱的抒情诗。”
川端在《文学自叙传》中这样总结佛典对他的意义：
我认为东方的古典、特别是佛教文学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我不把佛典作为宗教的训诫来读，而是作为文学的幻想来尊崇。
众所周知，日本是崇尚佛教的国度。在进入近代以后，这个东洋岛国对印度佛教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包括对佛教的起源和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教理和历史的研究。佛教的轮回转生思想，通过日本人对于灵魂的独特感悟，以更加柔和的方式存在于大和民族的信念之中。幼年的体验和青年的经历，使川端的内心深处对待死者以及他们所存在的国度，在满怀恐惧的同时，又充满了眷恋。正是这种感情，使川端在年轻时代就写出了《参加葬礼的名人》这样的作品。
从战前开始，川端作品中的“孤儿情结”大抵已成定论，然而如果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不难发现，与死者的不可思议的联系自始至终在川端的各类作品中回旋着。川端所渲染的死亡的色彩有别于其他作家，他笔下的死亡与佛教的世界观存在着十分密切而又引人注目的联系。他描绘的死亡是安然、宁静的。因此他能够经常以娓娓而谈的方式同另一世界的人会心地交流，就仿佛是面对面地同一个可触可感的人促膝谈心，《致父母的信》就是川端对已入冥界的“似有似无”的父母倾诉衷肠的声音。川端的作品中，作为人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同死亡的靠近。他会忘了一首诗的作者和诗名，却能记住诗的内容是歌唱死者的。川端的代表作《雪国》、《禽兽》、《山音》、《千羽鹤》、《睡美人》中都隐藏着生与死的微妙的接合点。
尽管川端并没有暴露、张扬地展示与灵界的沟通，但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生与死的关联直到晚年依然在不停地鸣响，如同一种低音的基调。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股涌动于川端文学底层的暗流。灵知学和生死轮回思想造就了川端的神秘，也成为他往来于佛国与凡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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